中韩建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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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初就一直相互敌视，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但从1983年北京申办亚运会后，两国民间交往日趋加强。

到了199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率团前往汉城（现在的首尔）参加在那里举行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受到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


中国方面看准了时机，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并与他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接触达成协议。这两次官方交往预示着中韩建交的谈判的到来。


同年5月，中韩两国正式谈判建交。据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回忆，根据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双方代表为副部级，副代表为大使级，其中，中方代表由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担任，韩方代表是外务部次官卢昌熹。


两国的副代表都是老大使——中方由张瑞杰担任，他自新中国创建初期起，就参与主管朝鲜半岛事务，精通朝鲜语，熟悉半岛情况。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出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大使，离开了一段时间，但对这个地区的了解仍功底深厚；而韩方的副代表是权丙铉，他曾历任外务部亚洲局课长、局长，主管中国事务，后来出任韩国驻缅甸大使，但仍然没有离开亚洲。两位大使各带六七名助手，参加谈判工作。 两国商定，考虑各方面因素，谈判秘密进行。


5月的第一次谈判和6月的第二次谈判均在北京钓鱼台宾馆14楼，客人也住在那里。14楼在钓鱼台的一个角落里，比较安静，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


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权丙铉一行更是采取“分开走”的办法避开国际社会的关注，有的经东京，有的走香港，也有的经上海——以此避开人们的视线。在谈判空余时间，韩国人也不外出，最多也只是到楼前活动一下。


钱其琛会见李相玉；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


但鉴于当时复杂的东亚形势——涉及中国台湾和朝鲜的利益，因此，中韩两国严格保密建交谈判事宜，韩国方面更是做得“滴水不漏”。


谈判代表纷纷提前“下岗”做准备 ，在韩国国内，高层的保密工作更是丝毫不敢放松。据说，与中国谈判建交，只有总统、总统外交安保助理和外务部长官三人知道，并掌握全局。


据权丙铉在中韩建交十周年（2002年8月）之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建交的过程是严格保密的，以保证谈判的各个细节不被泄露出去而影响大局。


为了掩人耳目，权丙铉在1992年年初就借口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和他一起负责谈判事务的外交通商部东北亚局局长申正性则托病辞去了职务。


权丙铉和申正性随后躲到了一个由情报部门准备的秘密场所，开始准备谈判资料。当年5月，他们准备前往中国进行首轮建交谈判时，权丙铉的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的时候问他要去什么地方，那儿的天气是冷还是热，但权丙铉只能缄口不语。妻子对此十分生气，最后干脆给他准备了冬夏两套衣服。


韩国频频向台湾当局施放烟雾弹；
中韩建交谈判中牵涉多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台湾问题，即一个中国的问题。韩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几十年，开始不愿放弃。但是在几轮谈判交锋之后，经过韩国最高领导首肯，韩方终于接受了中方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韩国与台湾当局“断交”。而中方则表示，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最为复杂的是如何处理台湾的大使馆馆产问题。权丙铉回忆，为了防止台湾当局在得知谈判消息后在馆产问题上做手脚，韩国政府直到在建交前一个星期才将有关消息通知台湾方面。之后，虽然台湾方面千方百计地想把馆产出售给第三方，但没能实现。 实际上，在此之前，当时的韩国外长李相玉已经暗示过韩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台湾方面并未注意到。有关中韩建交的消息在台湾是1992年的8月19日见诸报端的，不过，韩国方面并没有明确承认，而是继续向台湾方面施放烟雾，从而保证了中韩两国在8月24日顺利签署建交公报，否则建交有可能被推迟到两个月之后。 当时正值韩台要举行部长级经济会谈，而韩方一再推迟却又不好说明原因，这引起台湾方面的猜疑。随着中韩建交时间的临近，台湾在汉城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判断出中韩即将建交已不可阻挡。于是，台湾当局抢先于8月22日宣布与韩国“断交”。两天后，中韩双方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建交文件。


开馆仪式前没有旗杆；
中韩建交后，中方决定在建交后的第三天（即8月27日）在汉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馆仪式。据《世界新闻报》援引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的回忆录记载：仪式地点选择了中国国际商会驻汉城代表处代表的住所，那是在一条胡同里的一幢小楼，楼前有一个庭院。 开馆仪式上，首先要举行升旗仪式，但当时的庭院中没有旗杆。于是，使馆人员马上向韩国有关部门求助，很快，一根旗杆就在庭院中竖立起来。一切准备就绪，中方立即向韩国外务部等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发出了邀请。 张庭延回忆说：“我当时还没有去汉城，据参加开馆仪式的同事告诉我，那天的活动定在上午10点开始，但是记者很早就来到门前等候，随后各方人士也陆续到达。可以看出，中国在汉城设立大使馆，举行升旗仪式，引起韩国各方的极大关注。不巧的是，那天上午下起雨来，但是各方来宾没有一人退场。


台湾砸馆以示报复；
对中韩建交反应最为强烈的仍是一向作为韩国特殊盟友的台湾当局。尽管已有许多迹象表明中韩建交已是大势所趋，台湾方面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形势变化这么快，还是感到很突然。 中韩建交使台湾失去了在亚洲的最后一个盟友，台湾当局采取了全面的报复：第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台湾当局即与韩国“断交”；第二，拒绝韩国政府特使团于9月初来台说明断交理由；第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建交之日起，取消对韩贸易一切优惠待遇；第四，在台韩关系新构架尚未成立之前，双方民航协定停止实施。 其实，在中韩建交谈判过程中，韩国方面也对如何处理台湾当局“大使馆”的馆产问题感到棘手，它之所以直到在建交前一个星期才将有关消息通知台湾就是因为防止台湾当局在得知谈判消息后在馆产问题上做手脚。不料，台湾当局外交官在临走前还是“发泄”了自己的不满。 台湾当局外交官们在撤馆时对建筑进行了肆意破坏，按照中韩建交时双方达成的协议，韩方于两国建交后一个月内，即9月下旬将台湾驻汉城“大使馆”馆舍交还给中方。张庭延回忆：“我于10月初查看了位于汉城明洞闹市区的6层馆舍，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在我眼前。” 原来，台湾外交官们在撤馆时对建筑进行了肆意破坏，导致整个建筑断水断电，室内地毯被揭开，家具残缺不全，无法再用。庭院中的水池已经干枯，一侧小山上杂草丛生。我们接收馆舍后，进去值班的人无处吃饭。面对这个烂摊子，使馆经过研究决定，请离韩国最近的山东省派工程技术人员来修复，以便使馆人员尽早迁入办公。 1992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韩国总统卢泰愚及其一行。 其实，这座位于明洞繁华地区的馆舍也有一段历史，而且在韩国小有名气。它占地面积约9800平米，原为清朝商人出资购得，建成“清商会馆”，1883年改为“清国公馆”，1885年袁世凯赴韩交涉通商事宜时又改为“总理衙门”。现在的这座六层馆舍是上世纪60年代台湾修建，但因年久失修，不仅结构不符使用要求，电路、水路也存在不少隐患。经过3个多月的日夜施工，1993年1月，使馆馆舍修复完成。 中国方面也为韩国建馆提供优惠。据中韩建交谈判的韩方首席代表权丙铉透露，在建交过程中，中国政府以相当优惠的价格，给韩国划定了一块面积相当大的地皮盖新使馆。 中国大使穿中山装递国书 中韩建交10天后，张庭延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并于当年9月12日赴汉城履新。当时，去汉城只能绕道日本或香港。张庭延在《历史性的一步———忆出使韩国前后》记载：“我一清早就从北京出发，中午到达香港，匆忙用过午餐后又登机赶路，到达汉城已是万家灯火。1200公里的路程竟用了一天时间。”三天后，张庭延向韩国总统卢泰愚递交了国书。 关于递交国书时，中韩双方还就使馆人员服装问题进行了交涉。张庭延回忆：“在我离开北京前，韩方就告知，按照韩国的习惯，递交国书时，大使和陪同人员一律着燕尾服。如果没有燕尾服，韩方可以为我们去租。当时，我们的外交官还不时兴穿燕尾服，而且考虑到递交国书是一项十分庄重的活动，租用燕尾服也不合适。于是我们和对方商量，是否可以穿民族服装——中山装，得到对方的同意。因此我出发时，还专门找出多年不穿的深色中山装，带到汉城；陪同人员也做了同样的准备。”中方大使递交国书后，韩方礼宾官称，张庭延递交国书之快在韩国与各国交往中创下了一个新纪录。